房价持续上涨令公众忧心忡忡，有关征收物业税平抑房价的建议不断被提出来，最近，呼声更是非常之高，有人已开始预测开征物业税的具体时间。许多人希望物业税能够起到使囤房人“买得起住不起”的作用，从而达到抑制房价的目的。但是，开征物业税并非如此简单，还有许多难题亟待克服。

　　楼市渐渐降温，“炒房人”正开始转战“炒兰花”……

　　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，物业税根据什么来征收？有人建议，根据住房面积来征收，住房面积越大，承担的物业税越多，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。但如果据此征收，一套位于城市四环外的120平方米的住房，要比一套位居市中心的80平方米小户型住房多交50%的物业税，但是，位于市中心的小户型住房售价可能比四环外的120平方米住房还要高出许多，仅以面积来计算税负是否公平？毕竟，住在四环外的人所承担的交通成本要远远高于住在市中心的人。另外，两个拥有同样住房面积的家庭，前者可能是三口人甚至一口人，后者可能是五、六口人，仅以面积计算因素来计征物业税显然也不尽合理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世界上那些已经征收物业税的国家，鲜有以面积为标准来计征的，更多的是把房产和土地的市场价值作为计税依据。这是由物业税的性质决定的。许多人所理解的物业税一般指的就是税种，但确切地说，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，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，因此，物业税本身又称财产税。一般而言，开征物业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，其原理是：当纳税人缺乏负担物业税能力的时候，那可能把房产转移到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，从而，有利于提高房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运行效率。

　　因此，物业税的计税依据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房产的市场价值而不是面积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做法，比如，美国加州就是根据不动产获得的成本征税。但是，无论那种计算方式，都有一个核心，即房产的价值（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两种）。这是大多数已经开征物业税的国家普遍的做法，我国估计也会采用这种国际上通行的方式，问题在于，市场价值是通过评估计算出来的，而恰恰在这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上，暴露出我国的一大软肋———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。

　　无论从物业税的纳税主体，还是具体税种安排来看，都需要明晰健全的产权制度做基矗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、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就建议说，物权法出台后还急需制订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，尤其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等亟待确立，否则房屋的产权不明确，开征物业税就会成为空中楼阁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尽快健全产权制度，为今后出台物业税就显得十分重要。

　　显然，开征物业税首先需要从法律层面打好基础，而立法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显然，物业税的开征急不得。

　　事实上，即使物业税有了健全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，对房屋价值的评估依然是一大难题。开征物业税，必须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评估标准，然后，由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。世界上许多开征物业税的国家，都单独设立了不动产税基的评估部门。但是，这种模式我们能够直接复制过来吗？需要成立一个多大规模的评估机构才能完成这一使命？

　　除此之外，还将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：复杂评估的部门能够做到公平评估吗？如何防止评估人员利用权力寻租？倘若税务部门为了超额完成自身任务，会不会借评估之机增加民众的负担？在房产市场价值评估过程中，如果耗费的成本过高怎么办？公众如果对评估结果不认可怎么办？采取何种救济机制让这些人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，使其渴望的公平得到保障？

　　还有，评估过程中的价格变化如何应对？以深圳为例，五个月前评估的房屋价值已经升值了50％以上，后期参与评估的显然要吃亏。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，而且，有一部分问题在短时间内还很难解决。

　　另外，物业税的开征与房价之间并未直接联系，两者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，而后者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，相差甚远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开征物业税针对抑制房价的设计本身而言，就与物业税的本质特征相背离。因此，物业税的开征不能急功近利，不能因为抑制房价的紧迫性就放松对各项准备工作的要求。